[18]宪法不仅仅是裁决性的，也是道德命令。

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便享有了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刑事法律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对其修改应坚持由全国人大负责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行使法律解释权。

[44] 参见张波：《论刑法修正案——兼谈刑事立法权之划分》，《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4期，第22-23页。[31] [美]R.M.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每个解释，皆是依照自然的和特别的法学名词术语字义，从法律条文的所用文字上开始。参见秦前红：《人大主导立法不能过于理想化》，《人大研究》2017年第2期，第34页。[19] 蔡枢衡著：《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4] 表2、表3、表4数据参考并借鉴综合了秦前红教授前期研究成果统计材料。这就需要对于宪法的部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谓部分修改和补充之部分不仅指一次性修改的幅度，也应该约束累计数值，且单次或累计补充、修改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统计基数可以考虑不包括总则数量，以呼应禁止修改总则的规定。我国宪法是这样使用相关名词的：（1）第一层次：国家机构。

将国家机构的权力与国家权力区分开来可以改善宪法学研究分析的准确度和合理程度。如果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那么草案有关留置措施等限制剥夺公职人员权利的规定，就不存在违宪问题。《宪法》第62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宪法第62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只有对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机构才能立法。

读者阿琛批评《另》文作者的以下话语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哪怕是全国人大，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议民主制包括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或制宪机关制定宪法，通过宪法把一部分国家权力委托或授予代议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

（九）支持 大幅度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主张缺乏宪法根据和学理依托。[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3-778页。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听到与此相反的例证，以增长见识。4.《另文》还认为：为了制定一部监察法，一定要先修改宪法，本质上不还是监察法比宪法大、是法律在向宪法逼宫吗？先形成相应的宪法根据，再制定下位法律，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合乎法治秩序的做法，不存在作者说的那种逻辑。

所以，不论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看，还是从中国法学院宪法教学的需要看，都有必要对《另》文所代表的提法予以澄清。任何历史类型的民主，只要是实行代议制，都得有代议机关，因此会形成本体和派生体的差别，本体是人民或国民（法律上和实际上表现为其中的大多数人），派生体就是国家机关。笔者相信，如果《另》文作者明白了上面的道理，知道拟议中的监察机关在宪法未做相应修改前还不是宪法眼中的国家机构，宪法也好，《宪法》第62条也好，都根本不认它，他就不会提出上面那样看起来理直气壮的质问了。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

如果像《另》文主张的那样事实上废弃权力并行列举法的效用，其动作如此之大，上述三种损害宪法秩序的情况同时发生的情形估计难以避免。可惜，《另》文给出的4条理由，没有任何一条能证明全国人大有超越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范围和职权范围立法的特权。

或许由于不清楚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分类，《另》文在回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社会意识的历史脉络后，得出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究竟设立哪些国家机构，是在不断变化、也可以变化的结论。否定这个原则实际上等于拆笼子。

其中，宪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定位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将国务院定位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如此等等。当然，人之常情，不指出文章作者的姓名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标题和其所在刊物名称和期号，是应该注明的。（3）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机构，根据上下文判断，其中的国家机构也应为国家机关。相信读者只要对以下诸方面知识或情况有所了解，就知道《另》文关于同类人法律面前平等、不同类的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说法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历史趋势和我国宪法的规定根本对立。在法权结构GJQ/GMQ和 国家权力结构GJQ/GZQ都不变的情况下，这个等式中参与分享GJQ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在分享国家机构的权力GJQ方面也构成零和关系。《另》文谈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既不会运用宪法标准，也违背逻辑。

因为，按照《另》文的逻辑，既然权力列举不构成对权力的限制，那么宪法几乎所有对权力的列举都是不必要的，宪法只要有一句全国人大制定国家机构的法律之类的规定就可以了，其他都留给立法解决。此外，《另》文的一个疏忽很常见，就是把尚属议论中的、学理上的国家机构概念，当成了社会存在或国家制度中的国家机构。

前引《另》文话语还显示，作者实际上还将全国人大混同于人大制度，将有利于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等同于有利于完善人大制度。坚持适当的学术规范和职业逻辑，对于法学、宪法学发展很重要。

以最终直接消耗的经费支出数量和所占比例来度量国家机构的权力大小是可选择的办法之一，因为，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归根结底是属国家机构所有的资财，这一点笔者早已做过证明。可疑的分类行为，如基于种族、宗教、血统的分类受严格的合宪性审查，往往会被认定为违宪。

从党的领导与全国人大的关系看，这套说法相当于证明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过时无效。读者魚丁糸针对《另》文的说法，将有关的法学常识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宪法属于公法范畴，于公法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四）法学的学术讨论，似应避免将法律标准、宪法标准文艺化。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权力并行列举法是直言禁止法发挥效用的基础和前提，直言禁止法是权力并行列举法的重要补充。

分类是复杂的，某些分类本身往往就是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对一部分公民实行歧视的体制性表现。[16] 《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人是得借助概念才能进行思维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部门、机构、机关等概念是相应的客观实体进入人的思维过程的主观形式。职业逻辑 最近读到一篇主标题为《另一种观点：监察法（草案）在宪法上总体是站得住的》的文章及其后续文章[1]（以下简称《另》文、《另》续文），感到文中提出的对几个相关问题要慎重研究的建议较有现实意义，但对该文以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为根据，得出不修宪全国人大也有权制定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机关的结论和另外一些相关的说法不敢苟同。

（4）在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这个短语中用机构二字，实际上等同于把讨论中的第二层次的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放到了第三层次，将其等同于某个国家机关的下属组织或部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根据宪法关于特定国家机构的规定制定特定国家机构的法律，不能就宪法没有规定的新的国家机构制定法律，因而也无权做出设立新的、宪法没有规定的国家机关的决定。

立法限制任何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该有宪法根据，不能合理交代宪法根据就缺乏宪法正当性。恩格斯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另》文写道：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制定监察法，设立监察委员会，也不能认为就是违宪。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草案》不仅缺乏宪法依据，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13]。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全体人民要以宪法为抓手控制代议机关的权力范围、让其不至于超越列举范围侵害自己的权利和侵占宪法配置给其它国家机关的权力。按上面的当然逻辑，宪法第62条的相同规定就是多余的废话了：全国人大制定宪法，还不能监督宪法实施？其常委会都有这项职权，全国人大当然有，那还用说？ 另外，如果真像《另》文所言，国家机关的职权不限于宪法的列举，如果宪法真允许按当然逻辑推演，那必然得出一系列显然不可信结论：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当然有权解释宪法。

确实，《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国家机构的法律。但反观《另》文及其续文，可以说其作者在整体上放弃了宪法的立场，违背了宪法学者的职业责任。

任何宪法学者基于其职业责任，面对一个尚有哪怕仅1%或0.1%不合宪的法律草案，他/她都应该花100%的努力去纠正或澄清那1%或0.1%有不合宪嫌疑的文字。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